【新刊选读】与希夏邦马峰的两次相逢
本文刊载于《山野》杂志2019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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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 翁庆章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希夏邦马峰。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的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我有幸作为随队医生在1963年和1964年两次亲历希夏邦马峰考察和攀登，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1963年5月，中国登山队先遣侦察组一行十余人赴我国西藏自治区考察，我作为随队医生一同前往。我们考察的目标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希夏邦马峰。
希夏邦马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珠穆朗玛峰的西南侧，两峰相距约120公里，其南部与尼泊尔接壤。受西风带高空急流的影响，这里常年天寒地冻，最低温度曾达到零下40摄氏度，一片冰雪世界。
生活在附近的藏族同胞给它起了一个很不美妙的名字——“希夏邦马”，意思是青稞枯败、牛羊死光的地方。对于这座高峰，人们敬而远之，它的周边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在中国登山队先遣侦察组到来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走近它，更不要说深入其腹地了。
△突击队员从海拔6900米处向顶峰挺进
侦察组到达山区后，在北坡海拔5000米处建立了大本营。莽莽荒野，考察从何着手呢？相比于1958年中国登山队侦察珠峰和1960年攀登珠峰，对于希峰的考察让队员们感到最棘手的是资料和信息的严重缺乏。
此前，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希峰的资料只有一个名叫沃莱斯敦的英国人写过的只言片语——“在聂拉木，发现我们已走到伟大的希夏邦马峰附近了，从20英里的远处瞭望了它，但除雾气外，看不大清楚。”直至上世纪中叶，还找不到一张希峰精确的照片。
这里从来没有人来过，侦察组只能从访问山区附近的牧民和猎手开始考察工作。
队员们克服种种困难，走过希峰的北面和东西两侧，对其走向和地形特点进行了初步观察，大致摸清了通往顶峰的道路及上山预设营地的位置和路线，绘制了地形草图，并登上北坡海拔6000多米的高度，完成了预定工作目标。
在考察工作即将结束的那天，侦察组前方人员开始从海拔6400米的高度下撤。
当时气温低至零下10摄氏度，道路崎岖陡峭，大家体力消耗极大。队中教练员邓嘉善此刻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已没有行动能力。
同伴们只好把他绑裹在厚帆布的背包上，像拉雪橇那样，两人在前面拉，两人在后面牵着，顺着冰坡而下，将他带到接近海拔5800米的冰塔地区。
这里的冰面凹凸不平，无法继续拉动背包，大家只好轮流背着他走。艰难地来到海拔5800米的营地时，邓嘉善的高反仍然很严重，无法继续下撤。当时的侦察组组长闫栋梁决定派人下山求助。
△希夏邦马峰登山队医务组成员
按照分工，我和气象组的预报员钱增进在海拔5300米的过渡营地待命。
当晚23点，接到下山队员捎来的邓嘉善病重的紧急信息后，我顾不上深夜能见度差和道路艰难，带上必要的药品和便携式氧气瓶，立刻和送信队员一起出发上山了。
通往海拔5800米营地的路全程都在雪线以上，根本无路可寻。
我们前进方向的左侧是小山丘似的冰川，右侧是冰岩混合区域，上山路线是两侧结合部的沟底或斜坡，由于黑暗中视线太差，只有在山谷的冰雪地中绕过突出的大小岩石群找路。
由于气温太低，动身时携带的手电筒在一个多小时后光线越来越暗，终于不亮了。
黑夜中，我们凭借天上星星发出的微弱光亮，再根据冰川的浅灰色反光和冰碛石深灰颜色的对比来识别道路，摸索着前进。
地上凹凸不平，有时还要越过几段数十米宽的光滑冰面。我们不时滑倒，背氧气瓶的队员滑倒时是咣当的金属声，背药箱的我滑倒时则是一阵药品在箱里滚动的声音。
好在我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不会受什么伤，摔倒了再努力爬起来，另一人趁机在原地跺着脚稍歇片刻，然后相互鼓励着继续前进。
在崎岖狭窄的路上，我们无法并肩前进、相互搀扶，只能相距5至10米前行，彼此可以瞄见对方模糊的黑影。
一路上万籁俱寂，只听到彼此急促的呼吸声，偶尔还会听到附近冰川上冰层崩裂的劈啪声。
无论道路如何艰险，身体多么疲劳，我们都不能有任何耽搁，因为高反的邓嘉善在等待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早到一分钟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因为气温太低，我们也无法停下来进行短暂的休息，一阵阵冷冽的风呼啸而来，只感受到刺骨之寒意，停下来就容易冻伤。我们只能低下头侧过身躲着风，以减少些阻力。
走到后半夜，迎来了最艰难的最后一段路，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我们的行进速度慢了下来。
恰在这时，天际逐渐放出了曙光，前进的大致路线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海拔5800米营地的黄色帐篷群遥遥可望了。远远地，已经可以看见教练员刘连满和曾曙生在向着我们招手了。
△队员们行进在海拔6300米
至6900米的冰坡上
第二天清晨6点，经过艰难的7小时彻夜行军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营地。在帐篷中，经过有效抢救，邓嘉善终于脱离了危险。
在这海拔5800米的高寒地带，进行静脉注射时也遇到了困难，经徹夜的冷气侵入后，帐篷内也是零下十几摄氏度，药液在注射时因冷冻堵塞针头而推不出来，只好把针头放到酒精灯上去烧，稍冷却后再将针头插入血管，才能把药液注入体内。
接着又经过几个小时的吸氧、休整和配合服用药物，邓嘉善的精神和体力有所恢复，已经可以站起来了，稍后在同伴的搀扶下也能缓慢行走几步了，所有人如释重负。
在邓嘉善情况有所好转后，侦察组决定从海拔5800米营地下撤。快到达海拔5300米过渡营地时，由大本营派来的马匹也赶到了。
在小组成员的护送下，邓嘉善骑着马在天黑之前平安撤回到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一次艰难的高山救援至此结束，此次侦察组的考察工作也写下了完满结局。
1963年中国登山队胜利完成考察希夏邦马峰后，原国家体委同意于1964年正式攀登希夏邦马峰。
为此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示：“安全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得到批准后，中国登山队开始正式攀登希夏邦马峰。
在此次登山活动中，我登上了海拔7000米的高度，在海拔6900米营地过夜时，我们也遇到一次困境。
当夜遇到一场风速有八九级的大风雪，我们的帐篷被刮得不停抖动，呼出来的气体在帐篷内结成了冰霜。
随着帐篷的震动，冰霜就在帐篷内飞舞，落在脸上太凉了，我们不得不把头全部缩进鸭绒睡袋，只露出鼻子和嘴巴。
我们所配备的高山帐篷是从法国进口的，在当时是最好的，重量也轻，便于携带。但其底部仅是一层防水的塑料布，我们睡在里面如同呆在冰窖里。
当时外面狂风咆哮，支撑帐篷的金属支架摇晃得嘎嘎作响，好在支架还算牢固，不至于折断。这一夜所有人都很难入睡，总是惊醒，实在困倦了才打个盹。
△翁庆章在海拔6900米营地
进行拍摄
在海拔7000米左右的高度，我们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环境上的，低温、大风容易使人冻伤冻病，或是受困于此，行动不得；另一个是生理上的，在攀登行动中，由于缺氧心率要达到160—180次/分，呼吸要达到60次/分左右，这种负荷每天要累积几个小时，是对极限的挑战。
当夜山上雪下得很大，加上风吹来的堆雪，把我们110厘米高的帐篷掩盖得只露出10厘米的尖了。
清晨我坐起来推帐篷的门帘，发现外面全被积雪挡住，就像在推一堵墙一样，纹丝不动。
幸好此时听到气象预报员文传甲在附近观测气象的声音，他的帐篷因地形和风向关系，被雪埋得不太深，他可以自行出来。
困在帐篷里的我们只能通过呼喊向他求助，文传甲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们帐篷前的积雪铲掉，我们才得以脱身出来。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希夏邦马峰，成为当年一件轰动全国乃至国际地理界的大事。
因为那是当时地球上最后一座没有被人类登顶过的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
由于希夏邦马峰整个山区都在我国境内，当时国内的山峰还没有向外国登山者开放，攀登希峰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登山队的身上，最终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壮举。
△登上希夏邦马峰顶峰的队员们
当年6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成功攀登希夏邦马峰庆祝会，彭真、贺龙、刘仁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当时的国家体委向中国登山队授了奖，我作为其中一员被授予三等功。
在此次登山过程中，我和同事们还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后来我执笔写了《攀登希夏邦马峰前后，心脏大血管的X线测量分析》及《攀登高山后登山运动员脑电图的变化及其恢复过程》两篇论文，均刊在197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报告论文集》中。
改革开放之后，我还曾数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将我们来自登山实践的研究成果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受到了好评。
翁庆章·作者简介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运动医学研究员(已退休)
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中国运动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登山协会理事、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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